王克勤

                     我的父亲张季鸾
                                                                
                                 张士基

    编者按:民国报人张季鸾是我所最为敬重的中国新闻人,他在1926年新记《大公报》的发刊词中所说："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强梁，亦不阿群众。”他认为，报纸并非为一党一人之私有，而是服务于公共利益，并独立地提供新闻和言论。作为《大公报》办报宗旨和发行宗旨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也是张季鸾写作社评的最高指导原则。这一指导原则在实行中具体表现为“立意至公、存心至诚、忠于主张、勇于发表”的言论信条。

    其“四不”原则：一是“不党”，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二是“不卖”，即“不以言论做交易，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三是“不私”，即“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人不为政党所用，不为权势所迫是也”；四是“不盲”，即“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陷于盲。”

    正是张季鸾坚持了这样的办报原则,所办报纸被《纽约时报》称之为当时“最佳外语报纸”。     

   张季鸾生于1888年，系陕西省榆林人。与于右任、李仪祉并称“陕西三杰”。九一八事变后，主张团结御侮，抗战到底，经常发表见解独到、酣畅犀利的社评，对推动中国抗战起了很大作用。1941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 周恩来为其挽联如下：忧时从不后人，办文化机关，组救亡团体，力争民主，痛掊独裁，那怕冤狱摧残，肖小枉徒劳，更显先生正气；历史终须前进，开国事会议，建联合政府，准备反攻，驱逐日寇，正待吾辈努力，哲人今逝世，倍令后死伤神。

    张先生离开我们已经66年了，今天我看到了这篇由他的儿子所写的〈我的父亲张季鸾〉，特别转发于此，以纪念先生之圣贤、之精神。

   此文是1987年5月17日，台湾《联合报》在第八版发表的，以下是全文。
   

   最近为纪念先父张季鸾百年诞辰，海内外诸前辈盛情命笔，纷纷发表评论纪念文章。为感谢各方面对先父张季鸾的怀念表彰，兹回忆先父张季鸾一些往事，借“聊副”发表，权作给海内外诸前辈、亲友们的一封感谢信。
    1937年阴历五月，我诞生在上海中德医院，各界亲朋为祝贺父亲来年得子，贺礼贺电，来自全国四面八方。不久“八一三”事变，暴日侵沪，拉开了神圣的抗战的序幕。上海租界时局紧张，我的满月喜宴后，家母陈孝侠面对赠送颇丰的贺礼，金饰财物，征询父亲如何处理存放。父亲看着礼单，从容微笑说：“我有个好地方，给镐弟（我的乳名）存起来。”母亲高兴地请他快讲，这时父亲面容严肃，深沉地说：“这几天敌机天天轰炸，租界里挤满了难民，无衣无食，生活艰难，都捐赠给难胞吧。”
    母亲深明大义，但为作纪念，想留下几件锁片、脚镯，父亲也不统一，他说：“你爱镐弟，感到孩子可爱漂亮、聪明，但是你可知道，笔镐弟更可爱、更聪明、更漂亮的许多孩子，天天被敌人惨杀，或者父母牺牲成为孤儿，无依无靠，你不感到痛心？他们正企望着救助。你看，应该怎么办？”母亲心悦诚服的接受了父亲的意见。第二天，我的礼物不留分毫，全部捐献抗日救灾机关，救助难胞。的确，父亲给我的礼物找到了一个最理想而令人难忘的存放之地。
    抗战时期，我家初从香港移居重庆，当时流行白喉症，我受传染得病，病情凶险。抗战时的重庆药品紧张，物以稀为贵，为了救治我，父亲付出很高的代价，设法买到了医治白喉的特效针剂，我的病情才得缓解。父亲对此感慨的说：“今天饰我的儿子害病急需打针，幸好虽贵，我还花得起这个敲竹杠的钱。如果其他贫穷孩子得病，付不起这般高价怎么办？岂不等死？”当时他兼顾大公报渝港两社趁赴香港报社公务之便，他虽不富裕，仍在港收购了几箱白喉特效针剂，随身带回重庆，捐赠各儿科医院，救治白喉症的儿童们，免于无药而危。
    我的父亲乐于助人，满怀悲悯，总是替别人着想，很少想到自己。于右任伯父赠诗，其中有句概括写照他：“处处忙人事，时时念国仇。”他为人谋事，四行书飞遍全国；提携教育青年，倾其所知；救助别人从不量力而行，以承担赡养烈士家属遗孤为乐事。民初报人曹成甫、邵飘萍惨遭军阀杀害，父亲毅然肩负起赡养抚育烈士遗属的责任。有年，他在天津，自己生活困难，时逢年关，按月要给曹妻送的生活费仍无着落，为能使曹家安度，他不顾数九寒天，将身穿的仅有一件皮袍送进当铺，典押所得，及时送到曹家，使曹家母子欢度春节，方始安心。父亲平生不求名利为己责，做了好事从不宣扬，这些历史鲜为人所知，今年来才有所披露。
    父亲辛劳一世，了无积蓄，从不置私产。家母常喜说，我家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地”。家居重庆时，长期借住在我的干爹康心文汪山府中，报社领导层屡有人劝告，长期租住，人来客往，总不相宜，以父亲事业有成、如日中天的声望也似不妥，关心奉劝他置地建屋。父亲认为用大公报社之款为己建屋，大为不妥，婉言屡拒。直到他逝世，我们都租住在康家。父亲身后，只有他终其生服务的大公报社，留下的钱财，仅有在他身穿衣衫中取出的十元法币。遗嘱中，对子女也唯托友人们照顾，终其一生，保持了穷新闻记者的雅称。
    先父同事胡政之伯父说：“季鸾为外和易而内刚正，与人交肺腑相示，新知旧好，对之皆能言无不尽，而且与人亦能处处为人打算，所以很能得人信赖。”他病逝后，大公报社上自经理、下至工友，家属妇孺，都能同声哀悼，痛哭流涕，他们失去了一位好同事、好朋友、关心他们的长者。李子?上空愁云密布，嘉陵江水为之悲鸣，当时的气氛，我虽年幼，现时回忆，记忆犹新。
    我的父亲张季鸾逝世已46年了，他的高尚品格，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他的舆论报国精神，他的无私爱国热情，在前进的时代，我相信会对各界任重道远、建设中华的朋友们有所启迪。仅以此文，缅怀先人，聊表吾心。

                                                       4月20日写于港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