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二分法一开始亦无大错。但是一旦流行，而流行往往反而意味着凝固，凝固为一种流动着的僵硬模式，事情则会走向反面：就史实层面而言，可能削足适履，简化甚至歪曲五四中西思潮交汇时那些错综纠葛的历史事实；就现实层面而言，或许会以反思五四激进思潮为学理托辞，抢先责难并抛弃知识分子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而真正应该淘洗的那些思想观念却遮盖起来，不去批判。这样，一场健康的反思还未走完正途，即有可能从反思走向绥靖，中途变质，变质为一种曲学阿世的时尚。事实上，一种过分的倾向已经发生，某些观点嫌否定五四还不够，要一直否定到辛亥，甚至否定到戊戌，即为显例。我私心以为，保守主义的精髓，是求社会发展、文化建设与人格发育的平衡，而不是偏向另一个极端。在扬弃法国式革命狂热的同时，是否应该把知识分子理应担当的社会责任从那张皮上小心剥离下来，“保”而“守”之，这才是一种健康的保守主义态度？然而新出的危险却是，不倒脏水倒孩子，脏水还在荡漾，孩子却可能已经扔了。

    最近读到一本中国人写的《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次经历》，或许有助于思考这一问题。

    伯特兰·罗素的名字，对今天的大陆读书人来说，已经耳熟能详。这个人的一生，令很多人羡慕，不仅仅因为他寿命长，情人多，更重要的是，在学术成就与社会责任两方面，罗素都未偏废，而且达到了两个高峰。读罗素的学术著作，冰清玉洁，如不食人间烟火；读罗素的时评政论，则道义滂湃，每当社会发生重大事件，都能听到罗素不畏权势的激越抗议。几乎难以设想，罗素这样的纯粹学者竟也会因为不同意见，两次入狱，最后一次是一九六一年，当时已达九十高龄。百年人生，他始终将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这两个似乎水火不容的极端，相融于一身，肯定很不容易。但是有罗素这一成例，也许有助于说明，“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个知识分子可以坚持至少可以向往的境界。

    可惜，一九二○年罗素应梁启超等邀请，来华讲学，没有取得相应成功。相比他的辉煌一生，这是一次令人遗憾的思想旅行。当时，正是中国五四运动的第二年。炎黄青年如火如荼，翘首以待，可以想象。无论是激进、保守，对他都是满怀期望。结果罗素不激不慢，不温不火，既劝中国人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又对正在试验这一模式的布尔什维克持严肃批评，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大惑不解，始而期望，继而失望，最后是讥评四起。在华讲学期未满，主客双方都觉得尴尬起来，以至罗素后来是带着遗憾，带着不满，离开了中国。

    先说两国政府的态度。

    英国当局因为罗素在一次大战期间参加反战运动被监禁过半年，对他始终心怀猜忌。一九二○年十月十二日，罗素在上海上岸，中国学界的接待人员尚未赶来码头，英国驻华使馆与伦敦的外交部、国防部即已函电交驰，设想乘其立足未稳，干脆撵回英国。以后罗素在沪、宁、杭、京讲学十个月，始终处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内控”监视之下。北洋政府方面，一九二一年三月间，因其在华宣传“危险思想”，也曾考虑过要将罗素驱逐出境。所谓罗素的“危险思想”，可能是指一篇被上海共产党组织印为传单的《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共产主义理想》主要是从理论上阐释共产主义合乎人类理性，并没有直接号召中国人从事共产主义运动。北洋政府几次犹豫；最终没有下手。

    被当局如此猜忌，而且还提供危险的“小册子”，按中国人的逻辑，是该受到在野一方激进党人的欢迎了。比如说当时的“南陈北李”？

    按照《罗素与中国》一书所叙述的罗素在华日程表，李大钊与罗素似乎没有接触。从陈独秀的态度推测，李对罗素可能是敬而远之。陈独秀参加过北京七团体欢迎会，以后听罗素讲演，越听越觉得不对劲，熬不住，给罗素写过一封信，请教疑难：“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主张中国第一宜讲教育，第二宜讲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真是你讲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是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并免得进步的中国人对你失望。”(《陈独秀致罗素先生底信》，《新青年》第八卷，第四号)据称，罗素曾给陈独秀写过复信，可惜中途遗失了。不过，按罗素当时的思想状况以及陈独秀没有下文，这封信不太可能使陈独秀满意。

    这时，《新青年》编辑部分裂，“问题”与“主义”之争已经爆发。罗素来自英国，具有鲜明的逻辑实证主义经验论色彩，胡适导师杜威亦推崇罗素是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比他自己还高明；罗素显然不会简单赞同“主义”派，而且确也引起了“主义”派的不满；这些情况都该说明罗素理应得到“问题”派的青睐。结果也奇怪，胡适对罗素访华十分冷淡，并不热情。当时赵元任准备应聘为罗素作翻译，胡适即警告赵不要上梁启超“进步党”的当，力阻他为罗素效力。以后，始终也不见罗素与胡适交往的记载。

    那么，对罗素热情最高的是谁呢？可能是当时难以归入某一派别的张东荪。然而，张东荪期望最高，失望也最深。当年张东荪三十出头，身任《时事新报》和《改造》杂志主编，又兼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主任。他是通过阅读罗素的《自由之路》等著作成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罗素来华之初，张东荪表示对他“崇拜到了十二分”，他还建议罗素“实地去研究中国的同业公会，因为欧洲中世纪之基尔特已经无存了，不能不在中国寻其遗迹，从此遗迹上或有些贡献也未可知。”

    意外的是，罗素在中国时间越久，与他的思想距离便拉得越大，最后竟至于建议中国仿效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的道路。罗素离华半个月后，张东荪终于发表了一篇《后言》，抱怨罗素“自己的思想还未确定，如何能知道我们呢？”张东荪奚落罗素是说“梦话”，并断言罗素“对于中国情形毫无所得”。

    毛泽东的态度也有点意思。罗素在长沙讲演《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润之先生当时在场。有些史籍还说罗素讲演时，他担任过那次会议的秘书，不可谓不热情，题目也非常配他的胃口。但是听完讲演，毛泽东给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友人写信，冷冷说道：“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毛泽东致蔡和森信，一九二0年十二月，《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页)大概是因为罗素在这次讲演中，虽然为布尔什维克的经济模式辩护，却尖锐批评了布尔什维克政治体制。

    北大师生自发组成了一个“罗素学说研究会”。罗素在华的主要时间后来就是在这里传业释道，每周参加一次他们的英文讨论会，每两周参加一次他们的中文讨论会。一位自称已经研究“哲学”多年的成员，在参加了该研究会第一次讨论会后，便写信给赵元任抱怨：“我发现他的研究班仅仅局限于技术哲学，这使我很失望。现在我冒昧要求不再参加以后的讨论会。这并不是因为我对那些问题望而生畏，而是因为我对技术哲学几乎毫无根底，也几乎毫无兴趣。”(Coken  Chen致赵元任，一九二○年十二月十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感觉苦恼的不仅是中国学界。献花、掌声过后不久，罗素自己的感觉也逐渐败坏。从来华第三个月、赴京第二个月起，罗素即开始有怨声：“当一切都变成了例行公事，中国的欢乐便消失了。”(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罗素致柯莉)他感到，与北京的学生们在一起，对他本人的哲学进展毫无帮助，因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太差，真正能领会罗素纯哲学的中国人其实很少，与他们讨论高深的哲学实际上是徒劳无功。罗素原是应邀到中国来讲述哲学课程的，但他刚来中国就发现中国的主顾们兴趣不在这里，“他们不要技术哲学，他们要的是关于社会改造的实际建议。”(罗素致柯莉，一九二○年十月十八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罗素断言，“中国非常压抑，它正在朽败腐烂，就像晚期的罗马帝国一样。”(同上，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对于那个名盛一时的“罗素哲学研究会”，罗素后来也不无揶榆，说他们“除一位逊位皇帝的侄子外，全都是布尔什维克分子”。他个人对布尔什维克分子抱有西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特有的同情，当时还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帮助过中国学生进入苏俄。(Chen Ting－Fan致罗素，一九二二年十二月，此信对罗素的帮助表示感谢，原件藏罗素档案馆)从他的小册子《共产主义理想》曾被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人当做传单印发，甚至可以推测他已知悉中国共产党当时在上海的创建活动(见《先锋日报》(Dairy Herald)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九日)。但罗素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信念使得他最多同情这些新的政治势力，不可能直接主张中国人组成像苏俄那种党纪严厉的政党并诉诸武力。至于北京学者群中的社会主义，罗素观感更为不佳。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柯莉信中，罗素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者“两手抱胸，高谈阔论社会主义，而日本人、俄国人、英国人、美国人则都忙于掠夺中国的富源”。

    使人气馁的是，罗素甚至还透露出当时在华的杜威表面上不说，骨子里也有同样的失望：“中国人没有心肠、懒惰、不诚实。他们将赈灾事务全部推给欧洲人，而且他们的政府极端腐败。绝大多数学生愚蠢而又胆小。我并不真地认为我在此间所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杜威夫妇在此呆了一年，他们已完全失望。”(罗素致柯莉，一九二○年十二月三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这场“西方思想在中国的经历”，实际上是在还没有结束时就已经结束了。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能得从罗素在华讲演的总体内容去寻找。罗素在华发表的哲学主张以五大讲演著称：《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此外，为满足中国人当时对社会政治思想的渴望，他有过两场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讲演：《布尔塞维克与世界政治》、《布尔塞维克底思想》。告别中国时，发表具有临别演说性质的《中国到自由之路》。综合这些言论，他的总体特点是：

    第一，在哲学方面，神秘臆想被拒之门外，只有具备较高的自然科学素养才能登堂入室。罗素是由数学入哲学，而不是由文学入哲学，他所认可的哲学是建立在自然科学最新经验的基础上，与玄思冥想无缘。他拒绝黑格尔式的欧陆哲学，开辟了数理逻辑实证主义。对于听众而言，连杜威也承认：“有人说，世界上真能够懂得数学的哲学的人，至多不超过二十人，我既不是二十人之一，我也不能懂得。”(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第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既同情苏俄革命者的社会主义理想，亦批评苏维埃政治体制的压迫性弊端。罗素来华前曾经专程访问苏俄，对苏俄模式有褒有贬。让中国听众困惑的是，他不认为苏俄的弊端是出于对西方主流文化的反叛，相反，他认为苏俄的弊端——政治权力的高度垄断——是西方财产寡头体制的翻版。他是最早向中国建议采纳俄国人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人，然而，也是最早提醒中国防止俄国政治弊端的人。这样的观点反映了一次大战后西方优秀思想家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普遍向往，同时亦保留了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可贵底色。这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大幅摇摆，要么是西化，要么是拒斥西化的俄化，有一段很大距离。

    第三，他强调知识分子的实践精神，厌恶中国人的坐而论道。他在梁启超、丁文江给他举行的饯行宴席上说，中国要有“一打好人”(GOOD  MEN)，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临别演说《中国到自由之路》对中国人提出十几条建议，最后一条是把那“一打好人”扩大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RESOLUTE  MEM)”。然而，这样的“一打好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肯定不是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家，而是像罗素在英国参加的费边社式那样的知识分子，有自由主义理念，又能脚踏实地，坚韧渐进。

        不难想象，中国听众面对这样的讲演，会出现什么样的面部表情。尽管听讲人数不会太少，但是内心的疑惑与误解则难以掩饰。

        中国的知识传统以文学性文人型著称，而不是以科学性学者型见长。它能哺育出大批文人，乃至过剩，却难培养出在质量与数量上合格够用的学者。由此养成的中国知识传统，实际上只成就了一个文人传统，而不是学者传统，至少前者要比后者强大。每当思想激荡的年代，涌进哲学大门的多是文学青年，至今还是如此。要无数文学青年像罗素那样以冰冷的数理逻辑来思考纯粹哲学，建立纯粹的知识关怀，而且还要拒绝与文学化思维特征天然接壤的欧陆思辨哲学，就“事”论“事”，不能玄思冥想，真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即使在今天，大陆知识界也还是如此，未必能达到罗素的要求。此其一；

    其二，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他固守英国哲学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怀疑精神，同时亦不缺乏法国人文传统中的热血担当。他号召中国人迅速发展工业大生产，同时又劝中国人警惕社会有机化对个人自由的侵害；他建议中国人效法苏俄走“国家社会主义”的捷径，同时又指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并不美妙而且病弊丛生；他鼓动中国人迅速培养起爱国热情，同时又要求中国人必须将爱国热情严格控制在适足以救国的高度；他赞成中国人从事社会政治运动，但又要求中国人保持平和沉静的心态；他希望“少年中国”中间产生成千上万“果敢坚毅之士”，但又避而不谈他们是否应该组成纪律严明的政党。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思想，如果一定要放在英美模式与欧陆模式的对立背景中考察，可以说它既非英国的保守主义，又非法国的激进主义，实际上剔除其各自负面因素，综合了两种知识传统的正面因素。对于当时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综合性的思想主张，实在是难以把握。

    其三，论实践履行，罗素与中国人面对黑暗专制的传统态度也有距离。中国人的习惯：不是去造反，就是受招安，要么揭杆而起，要么缩头作犬儒，独缺当中那种既不制造革命又不接受招安，耐心对峙，长期渐进的坚韧精神。作为费边社成员，罗素赞成的实践方式是：每天前进一寸，不躁不馁，既不狂冒进，亦不受招安；面对不良政治，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拱“卒”。要中国人接受这种费边式的耐心、沉着、坚韧，非几代人的磨砺，难以实现。

    罗素可能不知道，这些一时无实用价值的思想，对中国人早说了八十年。就中国人的思想长程需要而言，罗素这些西方思想，倒像中国人所说的“中药”，治本不治标，就中国人当时的短程需要而言，反而是一副陌生而又遥远的“西药”，远水解不了近渴。一直到现在，大陆知识界也未必具备这样的平衡能力，在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两个方面，能够兼行并举，于此同时，在道义承担与渐进实践之间，又能保持必要的张力。相反的情况倒时常看见：社会情绪高涨时，纷纷放弃知识关怀与渐进实践——见好就上；社会情绪一旦低落，或者仅仅是暂时转移，则纷纷躲避甚至责难社会关怀与道义承担——见坏就收。能够克服这种陋习，在上述两个层面上始终保持平衡，培养一种真正英格兰作风——见好就收，见坏就上，而不是相反，当然殊非所易。然而，这又是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衡量知识界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

    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罗素给英国情人的信中说：“患病之前我就已讨厌中国的北方了，这里很干燥，而且人也冷酷无情。我深感疲惫，归心似箭。”(罗素致奥托林)不难想象，罗素在华十月，表面虽然热闹，内里知音难遇，甚至连象样的对手亦难寻觅。其实他是半年不到，即萌去意，后来因病拖延五月，亦如置身沙漠，只盼早归。拖到七月，能够策杖而行，终于告别中国学界，与杜威同日离京。

    罗素怏怏而归，心情不会愉快。离开之后，中国知识界亦觉尴尬，对他的影响力大小发生过一些争论。由梁秋水当社长而雇佣外国人JOSEFW.HALL当主编的英文报纸《北京导报》，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四日发表了一篇社论，说罗素的思想并未为中国的青年所欢迎，罗素对中国并未产生深远的影响。丁文江在该文发表的第二天即致信《北京导报》编辑部，要求他们撤回这篇评论。丁文江指出，罗素在哲学和社会思想方面必将在中国造成既深且远的影响，正是罗素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哲学应该是对所有科学进行综合的结果，社会改造必须以丰富的知识和深思熟虑为前提。“罗素学说研究会”的成立、罗素演讲录的广泛刊载和流传、罗素患病所引起的普遍忧虑、罗素发表告别演说时听众的拥挤程度，都表明罗素深深地打动了中国人的心灵。(丁文江致《北京导报》编辑部，一九二一年八月五日，原件存罗素档案馆)

    平心而论，丁文江过高估计了罗素在华影响。这位在英国受过良好训练的科学家可能是按着他自己对罗素的深入理解，来理解中国听众的理解能力了。

    不妨承认，罗素的中国之行是以两方面的失望结束，而中国人的失望甚于罗素，是一种双重失望。

    七十年前的中国人感到失望，是因为罗素没有提供一个一面倒的意识形态，不解渴；七十年后的中国人忙于以激进与保守的二分模式切割五四思潮，同样会感到失望。因为无法把他捺入一个要么激进要么保守的简单模子里，甚至会感到恼火。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思想家呢？既激进，又保守，或者说既非激进，亦非保守，说他是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好，还是个保守的激进主义者好？既有英国人的冷静，又有法国人的热血，或者说是既非英国，又非法国，他是个英国式的法国人呢，还是个法国式的英国人？既然有激进色彩，为何受中国的激进主义者冷遇？既然有保守主义倾向，为何又得不到中国保守主义者欢迎？太让人别扭了。总之，四不像，无论用什么模式都套不进去，让你左右为难，过去为难，现在继续为难，让一切简化模式为难，这才是罗素，这才是真正思想家、真正思想史事件的应有内含。可以说，一部思想史，就是由一系列为难人物、为难事件组成的。罗素中国之行，也许并不成功，但是这场不成功的思想旅行及其主客两方的错综反映，却对那种有关英法知识分子传统、有关五四时期中西思潮交汇的简单化模式，构成了一个有趣的挑战。它促使人们重回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贴着地面运行，怀疑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分法；问题一旦想得复杂，那种不是激进就是保守的僵硬模式就会松动；某些似是而非的虚假学理——比如说以批评五四激进主义为名，张冠李戴，暗行绥靖思潮的时髦观点，也就多少露出一点破绽了。有这样一条积极意义，罗素一九二○年的中国之行，不也留下了一些可取之处吗？

    是不是罗素太特殊，不能代表英国思想家保守主义的集体性格呢？也未必。英国哲学家柏克的名字现在是京沪知识界较多引用的一个热点。就我所知的有关柏克那一点史料，我觉得大陆知识界对柏克的热衷，似乎也不全面。人们感兴趣的是柏克抨击法国大革命的那篇在英国议会上的讲演，但是忽视了柏克曾经热情支持过美国革命反叛英格兰本邦，而且与十八世纪最激进的流浪革命家潘恩一度是莫逆之交，当国人皆曰可杀时，柏克就为潘恩提供过自己的庄园，衣食住行，好生款待。英国知识分子未必都像中国知识界在今天所想象的那样冷血，连柏克都有另外一面。保守主义者多半出身贵族，在政治风浪中，且不论政见离合，对待落难对手，起码具备骑士侠义的一面。离开这一点而奢谈保守主义，只会让这些昔日贵族讥笑为小郡市民的假冒伪劣。当然，真正能够避免法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狂热，同时又能凸现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典型，确实不是古典的柏克，而是现代的罗素。

    丁文江估计罗素来华的影响，是夸大了些。当时情况下，罗素不可能在逼窄如中国的思想小峡谷中赢得多少真实的掌声。尽管如此，倘若实在要找出一个较能全面体现罗素精神的人——既不放弃知识关怀，又不因此而放弃社会责任，既履践社会责任，又不因此陷入革命狂热——，可能还真不是那些一线领袖，而是像丁文江这样的二线人物。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历史中，丁文江是个很值得注意但至今还没有引起注意的人物。在学理层面上，他有形而上眼光，能够超越实用主义的狭隘眼界，领会罗素纯哲学价值。这在当时并不多见，甚至超过了胡适。但在实践层面，他又是个最具形而下实干精神的人。五四之后，他提出中国的责任不在武人、政客，就在几个有责任能力却不敢承担实践责任的知识界领袖，“天下事全看我们‘少数人’的志气”。能够这样看天下者，就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一点胆识。而知识与胆识的关系，大概是十桶知识也未必换来一滴。他发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以及后来的“好人政府”主张，明显有罗素“一打好人”思想的痕迹。他提倡知识精英走出象牙塔，面向大众，承当改良社会的实践责任，点着胡适的名，告诫青年“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从思想文艺下手”。经如此棒喝，胡适之从善如流，方承认丁文江坚持的认识——社会改革只有在一种政治进步的环境中才能成功——有几分道理，于是南下上海，协助丁文江创办以社会评论为主的《努力周刊》。《努力周刊》每期一篇社论，点评一周大事，文风朴实明快，几与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口语相通，其栏目名称就叫“这一周”。如此朴素而又醒目的栏目，现在岂能多见？这样优秀的地质学家，才是真正贴着地面运行的人。后来，即以《努力周刊》为阵地，丁文江、蔡元培、胡适、梁漱溟、李大钊、王宠惠、罗文干、陶行之等十六位中国知识界著名人士一九二二年五月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酿成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稍为有点模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此时距罗素离华，已经将近一年。之后，再出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陶行知的平民教育，以及胡适之在《努力周刊》以后的《独立评论》等等，都可以看作丁文江所呼吁的“少数人”起来承担“责任”，或者说是罗素所希望的“一打好人”的实践运动。像丁文江这样的“一打好人”，在今天的聪明人看来，几乎是一打幼稚的童话，至少是不识时务，说不定还有法兰西嫌疑——“不守学术本份”。然而，他们所具备的形而上学理背景一点不比今人薄弱，当年却能扑下身在形而下层面实事实干，这才是罗素精神的真正传人，亦是中国知识界最难产生而又最需要产生的人。

    可惜，正如常识所知道的那样，他们都已经死了。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一日，沪上 

出处：读书 1996年第1期   朱学勤文

原文链接：http://www.yuedu.org/viewthread.php?tid=35348

    鲁正葳老师写这本书源于1994年，那年，她偶然发现黄远生长子黄席群在西北师范大学任教，此后便有了许多交往，知悉很多情况后，便产生写黄远生的想法。10年后，也即2004年书得以出版，可惜印数仅有1000本，如今还流落到兰州的地摊上了。

    从昨天到今天翻阅此书，虽然写的有些乱，有些章回小说的感觉，并且许多情节给人不真实的印象。但总体来说，能够如此细致的整理黄远生的生平资料，至少对于研究与关注这位民国名记者的人们依然是有价值的。正如鲁正葳在后记中所说“无论如何，谨以此书告慰一代名记者黄远生在天之灵，也不负耄耋老人黄席群所望。哪怕是能为关注、研究报界奇才黄远生的新闻界、史学界、文学界及海外华人留下一些资料，也算尽心尽力，聊慰平生。”

    之前，我对于黄远生的了解也仅仅限于一般的教科书资料，阅读了这本书后对于黄远生有了更多的了解。

    黄远生，本名黄远庸，1885年出生在江西省九江城南仙居乡庐山北麓的一位读书人之家。1915年12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市都板街广州楼菜馆门口被枪杀，终年31岁。

    作为一代名记者的黄远生其实做记者时间并非很长，仅4年，而其身亡亦在记者职上，是在美国采访期间遇害。

    黄远生有限的人生亦十分坎坷，虽然祖上皆秀才、举人且家境还算富裕，但到他16岁时父母便先后离世。此后他只身闯荡江西、上海等地，依然以读书图求功名发达，但进步甚微。

    1905年，20岁的黄远生在族人的苦劝之下，攻读八股，是年在乡试中考中江西省第七名举人，之后赴北京，参加科考，及第进士。黄远生被录为知县即用。

    之后，朝廷要外派他到河南，他没有去，而选择了对于知县即用的进士们的另一个安排，即放洋留学。

    1909年，24岁的黄远生自日本学成回国，当时清廷正在全面学习日本经济政治制度，对于从日本回来的学生十分重视，而黄远生不仅是日本的留学生，更是朝廷钦定的待补命官，回来后很快就被认命为邮传部员外郎，又先后任参议厅行走、编译局撰修官等职。

    辛亥年春，黄远生与几位朋友在琉璃厂海王村附近办了一个法政讲演所，将他在日本所学法律知识倾囊而授，致力于他早在日本就想从事的开启民智的工作。

    黄远生后来对官场的许多做法不能接受，他说：“我对当官本无兴趣，纯为生计。将来有机会，我倒是愿意去报馆做事，那样自由些。”

    黄远生投身报业还有一个原因，少年时代的他在南浔学堂读书时，便将日本著名报人福泽谕吉的语录贴在墙上，藉以自勉。另外他在日本之所以研读法律，就是觉得日本之崛起，后来居上，与其引进西方政治制度密不可分。

    福泽谕吉是日本著名报人、政论家、思想家。幼年即学汉学。1862年到1867年先后游历欧美各国，带回许多英文书籍，为明治维新期间缔造日本新文化做出贡献。1868年在东京创办庆应义塾，是日本最大的大学之一。1882年创办《时事新报》为日本独立报纸的先驱，他撰写的社论文体“雅俗兼具，简明易懂”。1901年去世，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哀悼决议，尊崇他为“新日本的预言家”，“他的事业是开办学校培养人才和用言论文章启发社会见闻”。

    1911年底，黄远生开始从事新闻记者。他先后身兼《时报》、《申报》、《东方日报》三家报纸驻北京的特派记者，而黄远生之名便是他做记者后所起。作为一个刚刚出道的记者，黄远生自誉为不党之人，怀抱着做一个政治漩涡之上的超然者的热情，幻想无所偏倚的主持清议，为民生社会请命。

    由于他有宦海经历，留洋眼界，于是他从业以来一直做高层的时政新闻，尤其是做政治内幕新闻。他先后做过《政界内形记》、《最近之秘密政闻》、《乔装打扮之内阁》、《大借款波折详记》、《借款里面之秘密》、《报界风潮》、《奇怪之北京社会》等。

    他的许多政治内幕新闻，其前提是他与政界的要员本来就有很好的关系，而当时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开明与宽松，所以包括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也对他十分客气，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还经常约他谈一些内幕新闻。因此，他便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内幕新闻来，而黄远生所做的这些新闻，对于当下的中国记者是难以想象的。

    鲁正葳在她的书中是这样说的“他有胆略，公然撰文警告三大势力：袁世凯、国民党、进步党。驰骋京都，笔战枭雄。尽管对袁总统曾有过许多幻想，因爱国而爱袁公，但在拥护还是反对帝制的关键时刻，他打了人格上争死活，一生中最痛苦的一仗。”

    根据鲁正葳的著作记述黄远生之死似乎与当时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有关，鲁正葳是这样记述的“中华革命党人组织了‘中华铁血模范新军炸弹暗杀团’…刘北海是该党在北美的成员，刘拍着胸脯向林森表示：子超先生，请放心。我定叫姓黄的袁党有来无回，替死去的同志报仇，为中山先生的旗帜增光。”

   鲁正葳还写了许多细节，写到刘北海连开三枪后如何离开，又如何跑过来挤在人群里看尸体，等等。

    无论出于怎样伟大光荣正确的目的，通过下黑手、暗杀、下毒、进行恐怖活动伤害他人生命的做法是任何有人性、尊崇人道的人所不耻的。

    黄远生已成故人，无论怎么着，他是中国新闻史上最为勇敢的新闻记者之一，作为一个职业记者，他坚持不党不私的立场，关注民生社会，大胆挑战威权，揭发政治黑幕的作为是任何一个新闻记者所应该敬仰的。

    远生仅仅活了31岁，他在世时先后娶有二妻，分别育有三子，其死后二位夫人分别在九江、上海养育着他的三个儿子。长子即西北师范大学的黄席群，我从书中看到这位老先生2004年95岁生日的照片，今天通过鲁正葳老师得知，黄席群尚且健在，已是百岁老人了！远生次子与三子均为大学教授，分别于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离开人世。

    更不必说兢兢业业的搜救犬——不少搜救犬在救人的过程中受伤，前不久还有一只成功营救30多人的搜救犬被坍塌物砸到而殉职……

    不仅仅是这些案例，在前线的志愿者和记者，很多人都知道，在一堆废墟旁，只要有狗在那里叫个不停，那下面必定有人。不少生还者就是这样获救。还有一些小狗，站在自家垮塌的房屋前着急地尖叫，待有人去解救它们的主人，它们便不叫了，而是冲到废墟里奋力地帮忙刨着。有人亲眼看见，有的小狗在自己主人的遗体旁边“情绪崩溃”，仍然守护着不愿离开……

    惊悉，一些灾区为了防疫要准备实施大规模的灭犬行动。

    我们就算是缺乏对一切生灵普遍的尊重和关爱，那么至少从道义的层面上也放过这些可怜的狗好不好？它们也是灾难的受害者，并且，它们在灾难中并没有抛弃人类，比很多人还积极地奋不顾身地救人，赤诚地与人类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狗尚且懂得怜悯人命，并且极重感情地知恩图报，我们还要残忍地伤害它们，不是太过分了吗？

    狗是单纯的动物，只要养过狗的人都知道，它们也有喜怒哀乐，它们也有感情，它们还很害怕孤独。可以想象，现在在那一片废墟之上，或许还有苦苦守望着的小狗，它们的主人此刻与它们离散，正在某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或许有一些悲伤的孩子和老人，已经失去了所有亲人，但是他们的狗还活着，在艰难地到处找寻着他们的踪迹。而正是这些可怜的狗，哀伤的狗，勇敢的狗，忠诚的狗，此刻正面临着被人类抓捕和屠杀的命运……

    在生灵涂炭的大灾难面前，我们可以也像狗一样善良吗？我们为死难者而哭泣，解救生还者，难道不是基于对无价生命的爱和关怀吗？我们感谢和喜爱搜救犬，难道仅仅是把它们当作像千斤顶、挖掘机一样的工具？难道我们会说，救了人的狗是“有用的”，因此不杀，此狗非彼狗？苦难面前，面对素不相识的人，我们会说此人非彼人，而不施与援手吗？狗把我们当作共患难的亲人，我们也能把它们当作好朋友一样对待吗？

·让新闻的归新闻，宣传的归宣传

·发任何一种国难财都是可耻的，泯灭人性的

·如果灾难不以哀悼和反思结尾，哀乐最后竟然奏成了胜利的凯歌，那又将是我们深深的不幸。

     妈妈的一位家在汉旺的同事，在众人面前泣不成声——6个人的大家庭，如今只剩下她一个。她的父母，她的儿子，还有她的老公，她的姐姐，统统都已确定遇难；另一位家在汶川的阿姨，赶回家去安葬自己的母亲，据说，她的妈妈被找到的时候，只剩一双腿在外面，整个身体被邻居家倒下的房子压扁了。亲人的遗体在一片惶恐的气氛中草草下葬，活着的人两天两夜没有找到吃喝，感激涕零的阿姨跪倒在好心送给她一瓶矿泉水的人脚下……

    周围好多哭泣的人，好多悲惨的事实。相比之下，露宿在草坪上的我的家人，包括80多岁的爷爷和70多岁的奶奶，还算是幸福与幸运的。

    当我们看着屏幕上的伤亡数字不断攀升的时候，只有抽象的理解和联想式的悲哀——我们可以想象出逝者的可怜与生者的悲痛，然而，想象毕竟离现实很远。

    这就是为什么，死伤数字较小的地区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在上万的大数字面前，那些百位数和十位数，特别是个位数，显得太渺小，太无关大局。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记者都说，不到现场，不能体会那种令人崩溃的沉重和撕心裂肺的悲哀，因为这时候，即便是一个“1”，都是生动而真实的，因为这个“1”，此时有名有姓，有亲人有朋友，有成长的历史，有留给这世界的点滴回忆，和你我一样，也和你我最挚爱的人一样。

    所以，面对现在突然迸发出来的许多的问题，请站在每一个具体的受难者及他们亲人的立场上开始思考，否则的话，灾难片看得多了的我们，背思想政治书背得多了的我们，脑袋里面很容易就会发生脱离人性的异化。

关于煽情：

    一些媒体开始“征集亲身经历的感人的故事”，看得出来，是要为煽情和招揽眼球做准备了。

    一些丧尽天良的现场记者非要把失去亲人的受访者搞到伤心欲绝才肯罢休——“你家有多少人？他们都怎样了？”（明知别人亲人都已遇难）“你看着这些孩子会不会怀念自己的孩子？”“你现在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

    好不容易冷静下来或者麻木以疗伤的人们，被记者无情地撕开心里的血口。仅仅是因为电视画面需要“感人”的典型事例。

    拜托，现在不是在录《艺术人生》，真实的灾难已经足够打动每一个天良尚存的人心。如果有人天真地以为，无情地揭开苦难者的伤口展示给人看，可以更好地吸引观众和招来更多同情与援助的话，那么很不幸的，这已经成为一种贩卖和消费人类苦难的变态行为。

关于新闻和宣传：

    新闻只有一种：客观的记录；宣传有两种：硬广告和软广告。硬广告穿插在新闻节目之间，软广告打着新闻的旗号藏匿在新闻节目或者新闻文章里。像CCTV，5月12日至18日广告从未间断，哀伤、沉重和紧急的真实画面陡然被欢天喜地或者花里胡哨的广告内容插入，观众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自不必多说，每个人都会有各自的内心体验。

    而那些软广告，或许只有难民和心系难民的人，才会为之深恶痛绝。宣传的口径和文风，在一些媒体的节目或文章里依然固若磐石。刚发生地震时，一些与央视连线的记者或相关部门，也高度按照这种宣传模式走：明明时间就很急，废话也绝对不能缺，某某领导的“高度重视”和“重要指示”必须得最优先交代，在谁谁谁的领导下一定能克服困难的态度也必须得表明。明明就是重灾区，主持人询问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得来得回答却常常是“相信在某委某政府的领导下，需要的东西都会到位的”。如果此时，你就是此地淋着大雨，缺衣少食孤立无援的难民，你会对这些代替你表态的人们作何感想？

    党和政府不是说了，救灾是第一位的吗？那在宝贵的时间里，宣传、讴歌和塑造的内容，是不是也可以稍微少一点？歌功颂德的东西稍微等一下，过几天再专门播出，不要和新闻搅在一起行不行？就算非得要，同样的宣传内容有必要一天无数次地滚动播出吗？新闻的篇幅已经够少，而真正迫切和紧要的内容太多太多，我们在各大网站的网络专题中就能知道，有多少盲区需要引起关注，有多少城乡需要紧急救援，有多少人寻不到亲人，有多少真实的苦难和悲痛需要表达……

    人们在心急火燎的时候，还不得不耐着性子火冒三丈地观看这些拖沓的“注水新闻”，不知道是哪些主事者的不厚道。

    要警惕那些面对人类最沉痛的苦难还能高唱赞歌的喜鹊，他们是很可怕的。

    谁在低调做事，谁在高调作秀，人们一目了然。

    国难财有很多种，金钱财，政治财，无论发那一种国难财，都是泯灭人性的。

    不过，苦难的感染力的确太强，越来越多的媒体和越来越多的人被撼动，被唤醒，开始真心实意地说话。新闻的内容和宣传的内容，对比愈烈。

关于批评和反思：

    有说法是，大灾面前不要制造敌人，就是算账也等到秋后再说。但是，我们依然站在灾民和受难者的角度想想，这时候的批评和反思其实非常重要。

    这几天的矛盾争议点很多，比如，学校的建筑质量问题，地震的预告问题，捐款的去向和一些公益组织的透明度问题，等等。

    政府是个大概念，中国也是个集合体，不能因为政府已经有人在做事，就只能感恩而不能监督了，更不能因为一些领导干部让人感动，一些职能部门积极救灾，就不该计较其他的一些失职者和过失者了。并且，反思曾经的漏洞和缺陷，批评和补救，不仅对于逝者有个交代，对于生者来说，也是亡羊补牢。其实，也不会有哪个政府会因为被挑刺了，被严格要求了，就幼稚和脆弱到伤了感情，不再积极救灾。

    如果没有连续不断地对地震预报问题的诘难，没有各种爆料和民间的愤怒，那么近几天可能就不会有地震局和地方政府频繁而郑重地发布“可能性”的余震通知；如果没有对一些组织的质疑和对地方行政部门的监督，那么各地的灾民是否能得到切实的安置和很好的救助，善款是否能安然无恙，都是一个未知数；如果没有舆论的压力，或许火炬不会停，外援也不会进来；如果没有网上热火朝天的关于“豆腐渣”问题的讨论，没有记者揭短，那么或许建设部就不会有领导站出来说会调查，如果确有问题一定追究。那么至少今后，教学楼的质量问题会得到更大的重视了……

    这是一次灾难毋庸置疑，如果灾难不以哀悼和反思结尾，哀乐竟然奏成胜利的凯歌，那又将是我们深深的不幸。

    连续几天来，每天都在关注着电视与网络上关于大地震的任何消息，每每看到一些场景，每每控制不往潸然泪下。心被撕裂一样的痛！

    一个又一个鲜活的生命顷刻间便离开了我们

    一个又一个像花朵一样可爱的孩子瞬间凋谢

    今天，在四川灾区的亲人电话告诉我，比电视上报道的惨多了！现场到处都是尸体，许多尸体没有来得及处理，一些河面上还漂着尸体，有的尸体在街头已经腐烂，看到有狗在尸体上咬着……

    听到这里，我满眼噙泪。那是一个个生灵啊！！！

    苍天，你为什么这样不公，顷刻间要夺走这么多无辜的生命！

    每一个生命都是那么重要，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妈妈更不能没有孩子，为了孩子能够活下去，奶奶将孩子扔出窗外，老师将学生推出教室，最终把死亡留给了自己……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我的文字没有能力描绘那一个个感人的瞬间。面对这数万逝者，面向四川方向我深深的为你们鞠躬，愿天堂里没有地震带来的痛苦！

    期盼所有受伤的灾区乡亲们早日康复！

    期望失去亲人的灾区乡亲们能够坚定的生活下去！

    这世间，生命是最为珍贵的！

    其实这个社会本质是是人的社会，没有了人，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商业、公司、社团等等均没有任何意义，因此，人才是这个社会最为核心与重要的！

    珍惜每一个生命，捍卫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安全与尊严才是这个社会最为根本的常识与价值所在！

    生命至上！  

    不要说失去亲人有多痛苦，仅就担心亲人的安全就足以煎熬人心。

        12日当天下午3时得知“四川地震”，我当时非常紧张！

    年近七旬的父母当天地震的时间里就在成都火车站候车！

    一惯十分节约的父亲没有手机，此时，我们兄妹们一直联系不上他们，在乐山与眉山的弟弟也联系不上他们，于是我只能一直关注电视里关于地震的所有消息，关于地震的报道越来越残酷了！我的心也越悬越高了！老家的亲人们不断打电话与我，了解父母及二叔等在四川的亲人们的安危！

    直到晚上23时许，一个来自成都的电话拨通了我的手机，父亲！

    他们老俩口目前安全，滞留在成都火车站广场！

    父亲说像飞机撞到火车站候车大厅一样！

    第二天，来自灾区的报道更加的让人心痛！

    很晚了，在绵阳、眉山的亲人们才联系上，他们安全着！

    父母又在成都火车站广场滞留一夜，很晚的时候，他通过公话打来电话，我得知父母安全，心里一轻松了许多！匆匆的几分钟的通话后，父亲挂电话臆，不忘叮咛我，记得安时吃药！

    想来，这些天，有那么多人在灾区一线、在前线，在救人，在救命！而作为一个职业记者的我却不能亲历这一重大事件，为此做一些自己职责所在的事情，我心里好恨自己，为什么身体不能早日康复啊！

    当听到12岁的孩子说出：“不救人，我会感到很惭愧！”

    我心里十分的不安！十分的惭愧！

    这个消息应该是在12月1日晚上发布的,由于这几天在温州、武汉两地穿行中，所以耽搁了许多时间， 其实明磊被传了去，我一直有许多担心，好在1日晚上我便收到了他的来信，看来一切还算好。但是未来并不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因此还是期望上帝会保佑明磊平安。

　　以下是明磊发来邮件的全文，转发与此，以使所以关注他的朋友们知悉真相是怎样的。

         　　　　　　　　翟明磊报平安：我回来了

　　晚十点刚回到家，很累。

　　还是写一点东西，告诉大家平安。

　　但实在支持不住，第二天早上又补写的。

　　　难忘的晚上

　　29号上午文化市场执法大队五人光顾我家抄走杂志与硬盘。为防意外，在网吧将紧急情况通报发给朋友，请他贴在壹报。心想如有进一步的意外，也算是读者的告别吧。

　　下午，晚上接到了新闻界与朋友们的四十多个电话与短信。

　　海鹏最逗：一开口就是“明磊，别搞什么民间了，搞个色情杂志吧。我给大队长支个招，就说明磊家藏了很多春宫画，抓起来多省事，我领赏当个文汇集团副总……”此兄一惯没心没肺，没多久他又打来电话侃开大山，明显是让我解闷放松。

　　王克勤一打来电话就是一阵怪笑，我说：“哎，老兄，我怎么听着你有点兴灾乐祸呀。”“没想到抄家抄到翟胖子。哈哈哈。”“是啊，我是我们圈里最老实的一个啊。”“哈哈哈，有没有搜出金条啊”“没有，搜到蒋介石送的中正剑一把。”

　　“上次查封了，我没打电话，今天抄家了，觉得稀罕，打个电话慰问一下。”

　　听到王大侠的笑声，便觉得天下没啥事。

　　一位老朋友一通电话笑呼：“斗牛士。”我说：“什么斗牛士，斗狗士罢了。”说来怪，这么多朋友的支持记挂，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三位不正经的家伙。

　　更多的电话铭记在心了。

　　后来来了许多采访电话，远至西班牙，近到香港。临睡时很累，却睡不着了。

　　胡思乱想：编民间，查封，网上搞壹报，屏蔽，现在硬盘没有了，电脑也写不成了，实在不行，我就到大街上用毛笔写在墙上……

　　　　　　　　　　　　　　　　　斗争

　　３0号下午三时三十分正式与执法大队二位老少爷们谈话。按他们的术语叫接受询问和协助调查。

　　我先说几句：“你们是执法的，是我的对手，但不是我的敌人，在十三年的新闻生涯中我批评过许多人，其中一些甚至因为我批评的公允成为我的朋友。

　　请你们转告那些幕后操纵的先生，感谢他们帮助我开始了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旅行，既然开始了，就不会停下。我以一个资深新闻人的荣誉与生命宣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我的目的是，为民间平反，明确它不是非法出版物。也谢谢他们选择了这种相对光明一点的方法较量。虽然开头是不光彩的私闯民宅的搜查。”

　　“请问你们是个什么机构，又不是公安，有什么法规支持你们搜查民宅，请你们出示一下。”

　　那二位先生没有出示任何法规，说“我们不是搜查，我们是只是接受举报认为你涉嫌非法出版物，所以检查检查。”

　　（后来，律师称，现在公安进入民宅，也需要搜查证。文化大队只有非法出版物鉴定书，是不能进入私宅的。现在回想，那天上午，那五人站在我门口没有表明任何搜查意图，只是说进来谈谈，我这才放他们进家口，之后的搜查却连打印纸都没放过，这是不是欺骗行为？！

　　事后，我爱人问他们为什么要在一个警察陪同下，（这个警察没进门）他们开玩笑说＂我们执法都要有警察陪同，怕你们拿刀对付我们。＂）

　　我指出，认定民间是非法出版物是违宪的。他们一听说就打断，你这些话对我们不用说，这是制度的问题。我说你们无所谓，我必须说。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国公民有出版，言论，集会，示威游行的权利。宪法是规定政府与公民权利的界线，是最高大法。而你们私闯民宅，手里只有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注意这是法规还不是法律，这不是经人大通过的法律，你们只有法规。这个条例说：未经批准出版的……是非法出版物。那么经谁批准，什么部门批准，并无明确规定。经过批准的出版与出版自由是不是矛盾的？这就是我们的悲哀，也是你们的悲哀：我们没有新闻法与出版法，你们用个条例就可以私闯民宅，侵犯别人的私有财产！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出版自由，政府却在限制。先进国家刊号是自由取用，我们却还要批准！且说国务院这个条例是确立的，民间也没有违反，我们有中山大学批准，盖了二十多个公章。他们连说“不要扯远了，不要扯远了。”

　　我说“另外我们是内部资料，请你拿出内部资料需要内刊号的规定，广州方面查处拿的广东省部门的内部文件：未经出版行政机构批准非出版单位供内部使用的图书期刊音像属非法出版物。那么上海有这样的规定吗？”

　　他们说：“是不是内部资料也不是你说了算的。”我反问：“那也不是你认定的。”他们说：“我们由权威部门鉴定的。”随后他们拿出署名张永发的上海新闻出版局鉴定文件，上面写的条款如下：

　　　“根据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2001年，12月25日，343号文）第二章，第九条：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等应由出版单位出版”

　　第十二条：设立出版单位，由其主办单位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门审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2003第20号《出版市场管理规定》第二十四条和《上海市出版物发行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经鉴定以下壹种壹期期刊属非法出版物。“

　　我笑道：这是新闻出版局哪个部门，我在广州听说有个什么出版物鉴定委员会，很象宗教裁判所，这批人认定谁是非法出版物，谁就是。

　　我再次重申民间大学办的学术内部资料，没有营利行为，没有任何黄色反动政治宗教民族问题。套哪个法规也套不到我们头上。

　　我要求拿走这个鉴定书，他们不给，我就拍下来了。

　　“你们用这些摆不上台面的部门的规定来限制自由，还自称是中国国情，中国人得尊守，那么小脚是中国的国情，你要不要裹啊。”

　　　　　　　　　　　　　　　　走下去

　　　“我们决不是冲你来的”他们忙说。

　　“冲我来我不怕，民间停刊告读者书是我个人申明，是一个新闻记者的良心发言。”

　　他们终于承认，我的确不是私下编辑，而大学的组织聘用行为。我说有关内容的问题都可以来找我，“这个烂山芋，你为什么要一个人扛着呢？”一位说。我回答：“你说什么话！民间是堂堂正正的刊物，不是烂山芋，说个烫山芋也好听一些。”

　　这位又说：“我给你三条出路。”我立即打断：“我不是犯人，不需要你给出路！”

　　我同时给了他们中山大学四个证明，并要求按昨天约定取回硬盘，没想到他们不同意，我顿时火了，据理力争。认为“这是出尔反尔的行为”。

　　最后他们请示领导后让步，在拷走《民间》所有资料后，将硬盘还给我。

　　在发火中，我说了一句：“你这小子。”事后就这句话我向小伙子表示歉意。整个过程，我还是做到了理性维权，对事不对人。

　　　因为在我家中他们拿走我留存的整套民间共十期，因此有可能加重处罚，一位笑道说：“广州罚你们三万，我就罚你们三十万。”我一瞪眼同样笑道：“钱是我命根子，要钱就要我命吧。”

　　从我判断，后果可危，也可能坐牢，但我宁愿倾家荡产，也要坚持争取出版与新闻自由的昂贵旅行。我不知最后等待我的是什么。

　　如果坐文字狱，我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但将是坐得最响亮的一个。

　　　　　　　　　　　　　　　冲决网罗

　　黄庆南等深圳维权工人陆续被砍伤！而政府并不积极过问。一些公益组织被查，不敢告诉别人，导致别的组织无从准备，他们就是利用人们明哲保身，各个击破！我已看清楚！请你们自醒，自救，相互呼应！

　　开弓没有回头箭！善良的另一个弱点正是软弱，我不再软弱，因为软弱无用！我并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我只是一个老百姓。因此我有两种本能，相关部门做错了事，不管是谁，错了就要改。这么多冤假错案都平反了，民间为何不能平反？其二，被打就要叫。许多策略想那么多没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和维权的老百姓是一样的，只是我从前写报道为无数人维过权，也救过人出狱，现在我为自己维权。

　　我们不谈政治，不谈政见，只是一份老百姓办给老百姓看的东西，我尊敬的一位新闻报人说：“民间，我一期期都读过，不仅没有政治的内容都是做实事的朋友在民间的故事。 而且言辞温和，态度诚恳，这样的刊物容不下，还能容下什么。你的事情，新闻界的朋友都知道了。”

　　也劝告一些人，对知识分子迫害没有好处，五十年代后中国为何步步走向文革泥沼？正是从1957年开始反右打压了一批敢言的知识分子。为何胡耀邦至今口碑甚佳，青史留名？因为他为一大批知识分子平反成为他们的朋友。历史是人民写的，但人民也要请手中有笔的人来写啊，得罪知识分子没有好处。

　　1973年出生的我只听说过文革抄家，没想到亲历之，抄家是损毁知识分子尊严，因此我必将为维护尊严而战。当我提出不应当用小商小贩的方式对待教授博士记者等文化人，当时执行人员对我说：在我们眼里，你们和小商小贩是一样的。其实这个文化大队执法私闯民宅是家常便饭，我知道有一本写给农民的小册子《田间地头》，是一位女士主编，这个大队私闯她家查抄，吓得二个孩子哇哇乱叫。还有一本《五十人杂志》，也是一位杭州女士所编，怀孕期间被闯入家中。我认识的朋友默默在九十年代自印诗集《在中国长大》被查，人被劳教。所以民间只是冰山一角，所幸的是因为新闻界的朋友的关注，才为人所知。

　　　这个新闻出版不自由的制度如同导致孙志刚案的收容审查制度，由一系列没有法理的机构组成，出版物鉴定委员会，文化市场执法大队等等。他们利用政府部门种种内部规定违宪。而老百姓，包括以前的我，还不知道他们是违法的。甚至我还糊里糊涂让他们进了家门。

　　一个新闻与出版自由的情境是怎样的？根本不需要各种罚款为生的大队。书号刊号自由取用，只是起备案作用，作者，编者自负其职。如果书的内容有问题，那么自己承担法律责任。无须什么政府部门批准，替你把关。大家都是成年人，不用你政府觉得你是孩子似的。

　　我们因为长期生活在精神受禁锢的环境中，由习惯而认同这套落后的政府管理精神世界的体系。因此象活在冷水煮沸的青蛙，慢慢习惯了，临死而不知。

　　　一句话：冲决网罗！

　　2007年11月30日晚十二点

　　12月1日上午十二点

　　另我会将所有的过程透明化，阳光化，我相信一切在阳光下都会更真实，更安全。另外我只是一个百姓维权的故事，请任何媒体不要断章取义，整体理解为盼。帮助我更好的做事！

1. 李代桃 wrote:

他们查封得了《民间》，难道就封堵得了整个民间的嘴巴吗？
他们可以宣布《民间》是非法的，但是他们能宣布民间是非法的吗？
《民间》折射了整个民间的身影，他们是永远也无法禁止的。
我们仍相信有正义，只是这正义，要用我们的呼声来昭示，要用我们的力量来促进。
我非常钦佩您的勇气，翟老师，请记住，您的身后还有无数的眼光，看着您是如何来用人的尊严来嘲笑尽他们的无耻的！

  　　1.爱国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                 －－－赛缪尔• 约翰逊

                            －－－伏尔泰

9.若是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一个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托马斯 •杰佛逊

17.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遮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傅雷

18.道德是提升自我的明灯，不是呵斥别人的鞭子。
                                        －－－证严法师
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我们的村子我是大家公认长得漂亮的女孩子，1.68的身材，高挑的个子，有一双被老师和同学戏称可以说话的大眼睛；在学校里，一直是大家公认的学习尖子，从小学开始，到上大学一直担任学校的学生干部。